搭乘时代的专车,我在宁夏的幸福,惊艳了无数人的目光

本文系网易宁夏献礼自治区60年大庆原创栏目《宁夏记忆出》品，每周二、五准时更新

60年代，在甘肃定西，经常闹灾荒，粮食产量又低，根本吃不饱饭，整个村子都是光秃秃的，能吃的绿色被村民吃光了，就把树皮扒拉下来，拿刀把表面粗的地方销掉，把里面细的部分一层一层撕下来，全部剪碎，放到锅里炒一炒，用磨碾碎，这样反复操作，弄成粉末状，拌糊糊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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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出生在1963年，家里六个孩子，我是老大，在那个年代，能吃饱是最大的奢望，由于家里人多，收入微薄，我不得不放弃上高中，毅然选择外出谋生。

1979年，在流浪了一年后，随着隆隆的火车声响，我来到了宁夏一个叫平罗的地方，

火车站广播员老姜收留了我，并把我带回了家。

老姜他们村，远远的看去，房屋都破旧不堪，一排排的毛坯房，甚至连墙面都抹不平，但是走进老姜家，却又是另外一幅模样，家里墙面用报纸糊上，看起来整洁有序。   

一年多的流浪，我走了很多地方，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，吃一顿白面饭，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我到老姜家的第一顿饭就是面条，这让当时的我欢心不已。

老姜的妻子身怀六甲，家里的老人又生病，生产队分给他们家几头骡子没人照料，我便被安排养骡子，那时候，意识里根本没有打工的概念，更别提工资了，只要能吃上一顿饱饭，就已经很知足了。

我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对于年轻气盛的我来说，着实无聊，到了晚上，只能和姜老爹聊聊天，姜老爹家里装了电灯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既新鲜又神秘，在我流浪过的地方和定西老家，晚上点的都是煤油灯或者蜡烛，只有镇上才有电，姜老爹通过拉床边拉盒上的灯绳来控制电灯，轻轻一拉，屋里的灯就亮了起来，再一拉就灭了。

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灯，根本搞不清楚其中原理，便忍不住想尝试一下，趁姜老爹熟睡之际，我试着去拉灯绳，不知是劲使大了还是绳子脆弱，灯绳被我拉断了，姜老爹发现后，也没有埋怨我，他只是拧掉拉盒的盖子，用手一拨，灯就亮了起来。第二天我又忍不住自己研究起来，我也学着姜老爹用手拨，不想却被电击中了，尝试了好几次，每次都被电击，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姜老爹是用绝缘的塑料拉盒盖拨的。

那个年代，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，但是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武打片，却引领着整个村子的潮流，受到不少像我一样的小伙追捧，特别是《少林寺》的上映，一下子勾起了我的武侠情结，一心想着去少林寺当和尚学武功。

那时候，意识里根本不知道少林寺在什么地方，跟随着火车的隆隆声，我辗转来到了四川，在四川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并非有寺庙的地方就是少林寺，我来到的是一个叫二郎庙的地方，由于年纪小，寺庙不收留我，没办法，只能又开始流浪，那一年，我从南到北，几乎走遍了全国各个省，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更别提白面饭了，多少次饥寒交迫，我不禁想起在平罗的惬意生活，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回到宁夏，回到那个有热腾腾白面饭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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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我第二次回到宁夏，已经到了1981年的九、十月份，我在银川火车站下的车，第一站便来到了新城。

那时候新城附近全是平房或者土坯房，最高的一栋楼是电影院对面的两层百货大楼，整个新城街上都是石子路，早晨六点多，冷空气直接钻到我瘦小的身体里，因为穿的少，不免有些冷意。

我迷迷糊糊走到了福州街，站在三岔路口却不知该走哪一条，路口拐弯处，卖早点摊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，我走到卖油条的摊点前烤炉火，不曾想在吹风机的带动下，我被喷出的火气烧了个正着，也许，卖油条的老汉觉得过意不去，便把炸坏了的半根油条给我吃，大早晨又冷又饿，我也顾不上那么多，拿起来就吃，远处一位小哥开着拖拉机停到了卖油条的摊位前。

“哥，你这个车要到哪里去啊”我出于好奇问道。

“我要到贺兰”小哥操着一口浓重的宁夏方言，边吃边回答。

荷兰？宁夏怎么会跟荷兰离的很近呢？在我心里默默嘀咕的同时，小哥正准备开着拖拉机走呢，我怕小哥不拉我，只能在后边扒车，跟着拖拉机在县城转了几圈后，我便辗转到了贺兰县潘城村，那时候的贺兰县，几乎都是平房和毛坯房，就算在县城也很难见到高楼，只有主街道上一条柏油路，村子里房子挨着房子，机缘巧合下，我来到了王树仁的家里，也是在他家，我的未来人生和个人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1982年，宁夏开始实施包产到户，当时，贺兰县的鱼资源非常丰富，在乡下的河沟里随处可见，王树仁抓住了这一商机，在村头挖鱼塘，那时候根本不用刻意种鱼苗，便有大量自然生长的鱼，王树仁兄弟六个，都是包工头，他是家里的老大，所以人们都喊他叫王老大，他也是贺兰县第一个挖鱼塘的人。

“你每天就到鱼塘帮忙看鱼吧”，王老大说。

“鱼塘蚊子太多了，我不去”，鱼塘周边的环境我早已熟知，晚上蚊子犹如猛兽一般，

我不乐意去，王老大也没办法，他便安排我在家打草，打杂，有时候拉驴车，把打的草拉到鱼塘。

那时候，农村没有娱乐活动，村里街坊邻居喜欢聚堆瞎聊，他们对我流浪的所见所闻很感兴趣，我将去过的地方和宁夏作比较，尤其是农村，很少有像宁夏农村一样吃白面、大米的。老乡们很自豪的表示，宁夏有黄河水灌溉着，能流到每家的田间地头，农村每年的收成都不错，吃饭不成问题，而且顿顿可以吃鱼，早就奔小康了。

王老大每次吃饭，都会叮嘱他妻子，“给这嘎子弄个大佬碗（最大的碗），热腾腾的面条在碗里跳跃，桌子上放着各种调料和香油，按照自己的口味调和，那个年代，一斤香油三四块钱，在我流浪过的地方和定西老家，别说吃香油，有时候能吃上植物油、麻子油都已经很满足了，而在宁夏，香油随便吃，这让我很是惊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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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可能就是这样，当吃不饱的时候，生活所有的重心都是为了能吃饱，当能吃饱的时候，又将生活的重心转移他处。

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，对年少的我来说是一种煎熬，我一心想要去尝试更新鲜的事物。

那时候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到每家每户，王老大兄弟几个都忙着包工程，为了来往运输方便，王老大买了一辆旧手扶拖拉机，又请了军马场的一位老司机来开，这辆手扶拖拉机因为破旧，零件三天两头坏，老头懒得动手，我对机器特别感兴趣，鼓捣鼓捣就能上手了。

起初，无论手扶拖拉机坏到哪里，王老大都要喊我过去修，当时我年纪小，脑子活，学的快，老司机离开之后，我就上手开了起来。

那时候，王老大在新城的水利工程队包工程，因为白天有查车，没有证件是禁止开车进城的，因此我每天白天睡觉，晚上便开着手扶拖拉机从贺兰县拉些麦草，檩条到新城。

在王老大家待了两年，彼此之间也都熟络了，这让我有幸接触了建筑工程。那时候，工地上的工种分为大工和小工，小工一天工资一块二，大工三块钱，我年轻力壮，又踏实肯干，仅仅几个月时间，我便学会了大工和瓦工的技术，后来，我又从王老三的工地转到王老六的工地，学校、餐厅、南门汽车站等工程我都干过。

1983年，瓦工的工资长到了五六块钱一天，我每天骑着工地的自行车在新城的街上晃荡，那时候，摇滚音乐兴起，各种类型的电影遍布整个新城，邓丽君的歌更是红边大街小巷，把年轻人的心都唱酥了，年轻男子都带军帽，，女子都穿喇叭裤，带纱巾，出门走到哪里都带个黄色挎包，这样的穿着走在街上觉得贼有面儿。

那时候，我离开了王家，在银新建工队做瓦工，工地需要技术员，我便毛遂自荐，虽然建工队只负责学费，没有工资，也不管吃住，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去了。

“要不给你报个夜校吧，你去学，建工队的车子你骑上，学完你就回来。”建工队的领导跟我说道。

放线、识图、预算…学习了两个月，虽然只是皮毛，我好歹把技术员证考了下来。之后在建工队，我不仅当技术员也会干活，第二年，我便升了副队长。

1992年，在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好几年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建筑队，还接了兰州军区的工程，工地是在新疆，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谁都不愿意去新疆那个“不毛之地”，更别提是挖石油管道的工程，从小的经历，让我养成了吃苦的习惯，胆子大，做事情从不瞻前顾后。

九月，酷暑正浓，我去新疆考察，回到家后，脸上已经脱了一层皮，过火焰山时，鞋已经烫的不能穿，就连呼吸都烧嗓子。

从库尔勒到鄯善，几百公里荒无人烟，到了晚上，工程队没地方住，便搭帐篷，由于风大，帐篷只能用油桶拴着，有时候遇到大风天气，甚至能把油桶和帐篷一起吹跑，等找到的时候，油桶已经刮到了几公里外的地方，更别说帐篷了，就这样，破山、挖渠、深埋……我带着几百人干了近一年的时间，才终于把这项工程做完，都说付出就有回报，也因为这项工程，我捞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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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新疆回来后，工程却越来越少。1995年，机缘巧合，我接触到了葡萄酒。

“有个葡萄酒工程要启动，但是没有资金，需要你先垫付着。”朋友老蔡说。

我想着，反正挣了些钱，就先干着工程，于是我把钱全部投入到葡萄酒工程中，结果干了几百万的活，工程款却结不了，只能换股份外加一家残疾人企业，第一桶金就这样“挥霍”了，我也因此一穷二白。

可能从小的穷日子，让我养成了不骄不躁的性格，即便没有那么多钱，我也没有丧失信心，在做葡萄酒工程时，我已经把葡萄的种植、葡萄酒生产、酿制的过程都掌握了，于是我一边去酒庄打理，一边借助以前的人脉慢慢届一些小工程，打算从头再来。

不知道是我们建筑工人造就了时代，还是时代成就了我们。

2000年，我陪朋友去北京开会，无聊之际，朋友给我找了听课学习的地方，其实，教授讲课我多半是听不太懂的，只记住了一句话，“现在建筑行业要转型，盖楼不能用卷扬机了，要垂直运输，要用塔吊。”

那个年代，银川最高的楼也就六层，而北京的高楼借助塔吊的力量已经有十几层那么高。北京的好多大工地都用塔吊，一个带轨道的、用撬杠翘着的、滚着走的神奇东西。

“要是我们宁夏能用这个的话，宁夏的楼也能盖得和北京一样高。”我心里想着。

从北京回来后，我就开始到处走访，盘算着把塔吊引进到宁夏，最后在重庆找到了商家，我买了三台塔吊放在钢材市场。

那时候，我是第一个把塔吊引进宁夏的，为了推销我的产品，我找到建筑队，说服他们尝试着用塔吊，并且专门找厂家教怎么开，就这样，我一方面租赁塔吊，另一方面彻底走进葡萄酒行业，专门做销售。

因为塔吊节省人力和工期，很多建筑队接受了这样一个新鲜事物，尽管每天租赁一台塔吊300元到500元，还是有人多人慢慢用起了塔吊，后来，我就引进了60台塔吊，2001年，整个银川都在飞速发展中，随着市场不断活跃，银川开始有了十层以上的高楼和电梯。

于此同时，我投资的葡萄酒也进入了上升期。

宁夏特有的气温和土质，造就了葡萄的高产，加上我之前干工程时学习的技术，我很快进入到了葡萄酒圈子中，虽然当时的利润与租赁塔吊相比特别薄弱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。

贫穷到吃树皮的日子我尝过，食不果腹的时候我经历过，生意场上大风大浪我也见过，但是从来没想到病魔会降临到我的头上。

人一生能够获得多么大的财富以及成就，跟自己受了多少苦有很大关系，从2005年开始，因为生了一场大病，我走遍了全国各大医院，酒庄以及家里的生意全部都交给了儿子和妻子打理，一直在医院中疗养的我，自从生病开始，心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以前多么重视的东西，到那时候都不值得一提。

2009年，我的病好了， 我就下定决心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为了让有劳动力的残疾人能够自食其力，我在吴忠建立了一个酒庄，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，之后，我把所有破旧的塔吊当成废铁卖掉，让儿子全心全意发展酒庄生意，我自己则做一些慈善事业，并将其当成余生的重心。

人都说，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才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，在宁夏，让流浪的我有了归宿，在宁夏，让食不果腹的我吃饱了肚子，在宁夏，让有着梦想的我得到了财富，在宁夏，让外地的我在这个不算繁华的地方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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